为什么经济下行中社会稳定?——中国社会的韧性

🎧 中国社会的韧性：是福，还是困局？ 

在经济下行、青年失业、房产塌方、社会预期持续转冷的今天，中国社会却依然维持着一种诡异的“稳定”。没有大规模抗议，也没有制度性重构，甚至连愤怒都很少被公开表达。为什么这个国家“什么都出问题”，却“什么也没发生”？ 

本期《乔治街22号》，我们从三个角度切入： 

🔹 社会结构：家庭主义如何吞噬公共表达？原子化结构如何切断集体动员？
🔹 政治体制：不是靠信任维持，而是靠信息控制和利益锁定创造“忠诚幻觉”。
🔹 历史文化：儒家伦理、美学化的忍耐与“垃圾时间”的文明惯性。 

🧠 本期不是一场情绪宣泄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观察：一个不崩溃的社会，未必是健康的社会；一个稳定的时代，也可能只是历史的暂停键。 

📌 在这样的系统性迟滞时代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
 也许无法改变结构，但至少，不要活得太假。 

欢迎订阅《乔治街22号》。
 我们不求宏大，但坚持真实。

Transcript

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播客.几个月前,我们谈到中国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,如今经济停滞,但社会依然“稳定”,城市有序，交通通畅，高考依然竞争激烈，考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多; 中美贸易战中,大多数民众毫不犹豫地在此站到了政府这边. 

面对一幅既“平静”，又“沉重”的现实图景。 

人们很难不好奇,是什么让中国社会保持着某种诡异的“稳定”？ 

这期节目，我们一起做一个冷静的拆解。 

首先,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,其实社会的韧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.连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人都感到意犹未尽,要是毛泽东能活到今天,文革大概率还在搞. 

连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没崩溃,中国还早着呢. 

体验过文明与开放，并不意味着一旦失去，人们就会奋起反抗。相反，群体反而可能更快学会“调整自己”、适应新环境. 

现在从三个角度切入： 

一、社会. 

 “稳定”常常被误解是用来描述正面的秩序，但其实，它也可以是深度压抑之后的静止。米歇尔·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提醒人们，现代权力不是通过暴力维持，而是通过让人们**“自我归顺”**来实现持久而隐蔽的控制。 

这种权力形态不需要高压警棍，它依靠的是塑造人们应对痛苦的方式。 

中国社会具有“沉默稳定”的特色,就是我们之前几期分析过的麻木：既不崩溃，也不改变，既不乐观，也不爆发。 

中国社会的韧性来自家庭主义与社会原子化的机制。 

中国的家庭承担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本该提供的功能：医疗、养老、教育、住房甚至心理安慰。当一个人失业，他不是上街抗议，而是回家啃老；当房贷断供，不是组建抗议联盟，而是靠父母棺材本；当情绪濒临崩溃，也往往是在饭桌上崩溃，而不是走向公共空间。这种安排将社会性危机全部“私域化”，把本可以转化为公共诉求的痛苦，折叠回家庭结构之中，使家庭变成一个**“去政治化的容器”**。 

与此同时，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又高度原子化。人们之间缺乏横向连接——没有真正的独立工会，没有有效的基层自治组织，公民社会薄弱。在这种环境中，即便人们普遍感受到焦虑与不公，他们也难以形成协作、聚合、动员，更遑论推动任何形式的社会性行动. 每个人都在算法推荐内容和孤立的生活轨道中“自我消化”，最终沉默。 

这种韧性当然不是毫无代价的。它意味着一个社会将无限期处于亚健康的静态状态，人们在危机中不是不痛，而是痛得井然有序 ——不至于死，也不能好好活。 

二,政治. 

韧性往往并不取决于政府是否善政，而是看它是否建立起了一套足以抵御不满、吸收失败、重塑合法性的机制。持久的政治秩序并不一定要为民众提供希望，只要能控制叙事、封锁对替代方案的想象。 

政治理论家胡安·林茨曾提出：“威权体制不一定稳定，但能制造稳定的幻觉。”. 中国人热衷于这种幻觉.自己失业后一刷快手: 快看!美国又乱啦! 

这个政权构建出了一套制度仍在衰退中维持表面稳定。 

一是体制内吸纳机制。当社会不再有广阔的上升通道时，国家通过考试、编制、国企、项目制等方式，将大量年轻人、技术人员、中产家庭“绑定”进体制。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制度，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公务员、事业编、国企子弟，甚至城管、辅警、社区网格员，这些岗位既是饭碗，更是忠诚合约。家庭也因此形成“只要家里有一个体制内，就不能出事”的集体保守心态。这种安排创造了一个现实版本的“新型臣民阶层”。 

二是话语与信息的单一化结构。从主流媒体到社交平台，从高校课堂到中小学教材，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致力于压缩公共表达的多元性。大量个体并非被“说服”，而是被“统一输入”,失去了对生活其他可能的想象力,和对世界的好奇心.甚至不掌握能够描述自己真实感受的词汇和概念. 

当人们不再相信体制会好转，但又不相信体制之外有什么可能，他们就会进入一种“宿命式犬儒”：这种“有怨无路”的政治情绪，是制度韧性最强大的土壤之一,让无数愤怒的人最终选择“回归服从”, 让每个人都被绑定在“不能动、不会动、不敢动”的网络中。这是一种“稳定的僵死”：看似什么事都没出，但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了。 

三,文化. 

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对“忍耐”本身的文明性包装, 这是从漫长历史中逐渐沉淀下来的、关于如何面对失败的集体经验。 

帝国衰落时，都呈现出一个共性特征： 秩序仍在，但精神已死；制度仍运转，但没人相信未来。历史的垃圾时间看似充满韧性，其实毫无意义. 

• 罗马帝国在衰退期，议会空转，军队雇佣化，公民丧失参政意愿，只剩繁复的礼仪与庞大的税务维持帝国的幻影；
• 奥斯曼帝国18世纪后，被称作“欧洲病夫”，但靠官僚与宗教维稳体系，又挣扎了整整一个多世纪；

中国人在历史的鬼打墙中早已适应了这种模式，还将其道德化、美学化了。
 

• 儒家强调“忍辱负重”, “能屈能伸”
• 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成为千年智慧的象征；

这既不是民主体制的理性妥协，也不是宗教社会的精神寄托，而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自我劝解。
 


中国还远远未到爆炸性的改变，而是处于长久的衰败,可能付出几代人的代价.
每一项制度都还在运行，却都在空耗,你也可以把这个叫韧性.

那么，生活在这样平静又沉重的时代,我们还能做什么？

没有标准答案.
有人选择清醒，也有人选择麻木；有人默默坚持，也有人早已离开。


但也许，几件小事，还值得坚持：
 

• 不要让语言被替代，
• 不要让感受被同化，
• 不要让判断被收买。

欢迎收听今天的《乔治街22号》。
 来人间这一趟,可以活得很小，但不要活得很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