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——“世俗神学”

中国民族主义——低劣的“世俗神学”

中国民族主义，是政权的最后止痛药，还是现代文明的绞刑架？
 在本期《乔治街22号》中，我们揭开民族主义的真正面目——它不是爱国热情的自然延伸，而是一种粗糙的、劣质的“世俗神学”。 

我们将从哲学、历史和制度角度出发，深入讨论： 

• 为什么连宗教改革和启蒙精神的德国，也未能抵挡纳粹民族主义？
• 为什么中国靠民族主义维稳，却把自己的制度文明“焊死”在低水平循环里？
• 民族主义与真正的宗教（特别是新教）有何本质区别？为什么中国民族主义如此粗糙、如此low？
• 我们是在为国家奋斗，还是被“民族幻觉”集体催眠？
•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承载真正的文明？民族主义的尽头，是自我吞噬。

如果你也曾在升旗仪式上感动流泪，却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荒谬无力，那么这期节目可能会刺痛你——也可能，唤醒你。
 
👂欢迎订阅、点赞与评论
🎧 在Spotify / Apple Podcasts / Youtube搜索：乔治街22号
 

Transcript

 主题: 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—低劣的“世俗神学” 

在一个社会经济进入下行的国家里，政权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：合法性从何而来？如果不能再靠GDP增长说话，那么，只剩下一种工具：民族主义。 

当代中国人，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维系心里健康的最后防线。生活越苦，就越要相信“中华民族”高人一等。 

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什么？在哲学上，它只是一个虚构的身份认同系统；在社会学上，它是情绪化的“共同体幻觉”；而在政治学上，它是一套“世俗神学”. 

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提出：民族只是一种想象, 因为民族并不是天生存在的共同体，而是借助语言、印刷、教育与政治记忆建构出来的认同。 

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揭露，民族传统其实是“被发明的”——那些所谓“千年未变”的仪式、服饰、祖训，往往不过是19世纪以后政府为了统一认同所创造的象征物。军队、学校、节庆与地图，不只是社会工具，更是民族建构的舞台。 

社会理论家盖尔纳说，民族主义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制度性需要。民族认同被制造出来，以便构建“可管理的人口”. 

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“中华民族”这个说法，其实是新近的构造的产物，最早由梁启超和张太炎等清末知识分子提出。到孙中山时代，以政治工程的方式将满、汉、回、藏、蒙统一纳入一个想象体。而在中共执政之后，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成为合法性、统一性与忠诚度的最高话语。 

它用“炎黄子孙”“五千年文明”“龙的传人”这样的精神错乱的屁话，制造一种看似古老的、实则极新的民族自我叙事。 

而这正是民族主义成为“世俗神学”的根本所在。在宗教衰落、信仰破产的现代社会，人们依然需要意义。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，恰好为这些意义为中国人贫乏的精神提供了一种廉价的替代. 

当传统宗教逐渐衰落，国家–民族被重新包装成一个新的神圣载体，成了人们寻求归属、意义与牺牲价值的精神对象。人不再为上帝而活，而是为民族而活。“为主殉道是荣耀”这一伦理，在现代社会转化为“为国牺牲是光荣”；“信仰不可动摇”的绝对命令，也被移植到了“国家不可分裂”的政治语境之中。民族主义不是普通的集体认同，它是被国家权力不断神化、道德化、绝对化的终极叙事。它用一种高度情绪化的方式，把国家塑造成超验存在，取代了宗教在道德判断、生命意义、牺牲合法性上的功能。 

甚至可以说，民族主义已经复制了一整套宗教神话系统。它有自己的创世神话：五千年文明，炎黄子孙；有自己的堕落故事：鸦片战争、列强瓜分、百年国耻；有自己的救赎叙事：革命领袖、英雄先烈；更有自己的末世预言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实现强国梦、民族梦。在西方宗教传统中，这些步骤分别对应创世、堕落、救赎、审判。而民族主义把它全部套用在修饰国家历史上，只不过把“天堂”换成了“强国梦”，把“审判日”变成了“民族复兴的那一天”。这种线性历史观，不允许怀疑，不容质问，甚至不能出现复杂性或灰度判断。 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民族主义还拥有一整套高度发达的象征系统和仪式结构。相当于现代版的宗教礼仪，旨在强化共同体意识，制造“我属于这个民族”的情感认同。 

民族主义不仅仅停留在世俗神学，在中国已极端化. 

首先，它需要敌人——如同宗教中对异教徒的排斥，民族主义必须依靠“非我族类”的存在来完成内部团结。不同意见会被定义为“背叛民族”，被视为“民族叛徒”。 

其次，民族主义的核心不是理性，而是忠诚。人们不再关心政策是否合理，而只会问：你站在哪一边？ 

新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氛围长大,拒绝理性、排斥包容,个体无法孕育自由人格. 

中共采用这样的一种低级的意识形态凝聚人心,可谓饮鸩止渴,框定了中国文明的上限.德国就是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案例。一个诞生过宗教改革，培育过启蒙哲学、理性文学和古典音乐的国度，一个拥有康德、黑格尔、歌德与巴赫的文明核心，最后却也孕育出纳粹主义，是民族主义服现代社会的悲剧样本。 

一战之后，《凡尔赛条约》的惩罚性条款将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国家拖入财政崩溃、物价崩坏、政治分裂的深渊。纳粹带来一个极其扭曲、但情绪上极具安慰力的解释：你之所以贫穷、失败、困惑，是因为“犹太人背叛了民族”，“法国羞辱了我们”，“共产党人试图瓦解祖国”。这种解释让人不必面对复杂现实，只需仇恨即可获得答案. 

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，是建立在经验、分歧、选择和尊重之上的。常识告诉我们，人各有志，文化多元，世界复杂。但民族主义偏要告诉你，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。 “只要你有华人血统，就必须支持中共”；“你是德国人，就不能是犹太人”；“你是日本人，就不能质疑军国主义的神圣使命”。 

多样的个体全部被统一到一个宏大的民族幻觉之下。 

文明的根基是什么？是理性、是审美、是承认“他者”也有人性，是可以讨论“好”与“不好”的共识形成机制。但民族主义从根本上瓦解这一切。它不允许你讨论“对错”，只能讨论“立场”；它不是要你思考“什么值得做”，而是命令你“站在哪一边”。纳粹德国焚书、审查、宣称现代艺术是“退化文化”，这些行为不是偶发的反智，而是系统性的反文明。它们目的是切断人类共同经验，摧毁对“人”本身的宽容理解，只剩对“我族”的忠诚,和对他族的仇恨. 

更进一步，民族主义必然反包容。因为它要制造统一感，就必须制造“非我族类”。没有敌人，它就无法定义自我；没有异己，它就无法唤起忠诚。内部必须有“第五纵队”，外部必须有“亡我之心不死”的敌人。如此一来，国家永远陷入内斗和互害. 

民族主义之所以牢不可破，不是因为它正确，而是因为它低级。它调动人性最深层的三种情绪：恐惧、屈辱与归属渴望。 

可以预见，在历史垃圾时间中的中国,一个接一个危机来临之时，都会有一个“外部敌人”被塑造，一个“民族尊严”被唤醒，一个“爱国主义”被动员。 

我说民族主义是一种“世俗神学”，但它和真正的神学之间，其实差了不止一个时代的文明厚度。我们拿基督教新教来做对比。 

新教是什么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起点。它不是民族情绪的放大器，而是个体反思与内在道德感的觉醒。它教人自律，而不是服从；它推崇怀疑，而不是盲信；它强调个人如何面对神，而不是如何在群众中获得安全感。它要求的是——你不能只是跟随，你必须自我负责。 

新教让人直面上帝的沉默与审判，而民族主义让你去审判和残害同胞. 

新教文明中的信仰，是面对虚无的抗争；而民族主义中的“信仰”，是一种面对现实的逃避。 

新教信徒愿意为信仰牺牲私利，而民族主义者特别愿意让别人牺牲。 

新教之所以孕育出现代民主与法治，因为它允许差异、允许解读、允许分歧。而中国民族主义则害怕差异、压制多元, “脑袋统一、思想冻结”。 

中国民族主义，不仅危险，还低级. 但总能和中国人一拍即合.这一定不是巧合. 

欢迎收听今天的《乔治街22号》. 阿多诺所说：“文明的任务，是抵抗那种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东西。”而民族主义，却让集中营成为必然。只是,你敢保证每次你都在门外? 

Chau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