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马克思非彼马克思——认错祖宗怎么办

此马克思非彼马克思——认错祖宗怎么办

1919年，北京大学图书馆。一个年轻的助理员在书架上看到一个名字：马克思。他把书抽出来，读完之后觉得找到了救国的答案。

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。

但如果那天他多走两步，看到的是另一个马克思呢？马克斯·韦伯，Max Weber，也姓马克思，只不过是名不是姓。

卡尔·马克思告诉你：历史有规律，革命必然胜利，消灭私有制就能建立天堂。

马克斯·韦伯告诉你：历史没有必然，现代化是一个去魅的过程，无论什么制度都逃不开官僚制的铁笼，而且没有任何理论能给你现成的答案。

一个给你确定性和希望，一个给你复杂性和清醒。中国选了前者。

一百年后，中国消灭了私有制，换来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。进行了革命，换来了新的等级和新的领袖崇拜。相信历史必然正确，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灾难。今天的中国人比任何时代都更累、更卷、更看不到意义。

韦伯早就预言了这一切。可惜革命先驱在图书馆里拿错了书。

这期节目，我们来补上这一课。

Transcript

《乔治街22号》：此马克思非彼马克思——认错祖宗怎么办

朋友们周末好，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，我是乔治。

马克思人人都知道吧,今天我想讲一个关于中国人认错祖宗的故事。1919年，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个年轻的助理员。他的工作是整理书籍、登记借阅。这份工作很无聊，但有一个好处：可以免费读书。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找救国的药方，各种西方思想像潮水一样涌进来。这个年轻人隐约听说过一个名字,叫马克思,于是他去找。他在一个书架上找到了这个名字,他把书抽出来，开始读。读完之后，他觉得找到了答案。阶级斗争，无产阶级专政，消灭私有制，建立人间天堂。多么宏大，多么激动人心。他决定，这就是中国的未来。

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。年轻人走出图书馆，走向革命，走向井冈山，走向天安门城楼。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了中国的现实。几十年后，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红旗飘扬，语录本人手一册。

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个误会,他本来想找的作品,来自于另一个德国的马克思, 叫马克斯·韦伯。Max Weber。只不过那时候的中国人分不清外国人是名字还是姓氏在前面. 

如果革命先驱们找对了书,认对了祖宗,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？

卡尔·马克思告诉你：历史有规律，阶级斗争是动力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，私有制必须消灭，国家终将消亡。这是一套宏大的、确定的、许诺最终解放的理论。

马克斯·韦伯告诉你：历史没有必然，现代化是一个去魅的过程，理性化会把人关进铁笼，官僚制是效率最高但也最异化的组织形式，而且没有任何理论能给你提供现成的答案，你必须自己面对不确定性，做出选择，承担后果。

一个给你确定性和希望，一个给你复杂性和清醒。

如果你是1919年的师范水平的管理员，你会选哪个？

一个告诉你"革命必然成功"的理论，和一个告诉你"没有必然，只有概率"的理论，前者显然更能动员群众、发动革命。

中国人认了卡尔·马克思当祖宗,可能错误中也有必然。

虽然韦伯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德国人，都思考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，但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截然不同。

马克思说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物质条件决定意识形态，你的思想是你阶级地位的反映。要改变世界，就要改变生产关系，就要革命。

韦伯说：慢着。观念也是一种独立的力量。人通过意义框架来理解世界、指导行动。同样的经济条件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，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。

韦伯问了一个马克思没有回答的问题：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，而不是中国、印度或伊斯兰世界？这些地方都有过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，有过富可敌国的商人，有过精密的市场网络，但都没有自己产生现代资本主义。

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一切，为什么同样的商业繁荣在不同地方导向了不同的结果？

韦伯的答案是：因为观念不同。具体说，是宗教伦理不同。

韦伯最著名的著作叫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。他的论证是这样的。

首先，他区分了"逐利"和"资本主义"。逐利是人类的普遍本能，哪里都有，什么时代都有。中国古代有精明的商人，罗马帝国有贪婪的奴隶主，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。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东西：理性化的、持续的、系统的积累和再投资。它把盈利本身变成了目的，甚至一种道德义务。

为什么有人会把"不停地赚钱却不享受"当作人生目标？

韦伯说，这种态度是被特定的宗教伦理塑造出来的。具体说，是新教加尔文宗的伦理。

加尔文宗有一个令人窒息的教义叫"预定论"。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谁会得救、谁会下地狱，而且这个决定不可改变。你做什么好事都没用，怎么忏悔都没用，因为命运在你出生之前就定了。

这个教义造成了巨大的心理焦虑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选民，而且永远不可能知道。于是加尔文宗发展出一套应对机制：虽然你不能通过行为改变命运，但你可以通过行为来"确认"自己是选民。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，你的生活一定会呈现出某种标志——勤劳、节俭、自律、成功。

这里的逻辑很微妙。不是"因为我做好事所以我得救"，而是"因为我是选民所以我自然会做好事"。好行为是得救的证据，而非原因。

这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心理动力：你必须不断地工作、不断地成功，来向自己证明你是被拣选的。一旦懈怠、失败、享乐，就说明你可能不是选民。这种焦虑永远不会消失。

同时，加尔文宗的信徒被禁止享受财富。奢侈、享乐、挥霍，都是堕落的标志。那么赚来的钱怎么办？只能再投资。这就形成了持续积累的循环。

韦伯称之为"资本主义精神"。它的本质是一种把工作和积累变成宗教义务的伦理态度。

然后韦伯问：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类似的精神？

他专门研究过儒教和道教。他的结论是：儒教是一种入世的、理性的伦理体系，但它的理性指向的是适应世界，而非改造世界。

儒家君子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履行相应的责任。这是一种适应性的伦理。

而且儒家伦理是关系性的。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在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等关系网络中的位置。你不需要在绝对的孤独中面对上帝、证明自己。这意味着儒家没有预定论那种令人窒息的焦虑，也就没有"必须不断证明自己"的心理驱力。

结果是什么？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是精明的官僚和稳健的士绅。中国人当然也勤劳，也逐利，但那种逐利是为了具体的目的——养家、买地、光宗耀祖。一旦目的达成，就会停下来享受。不会有人把"无限积累"本身当作道德义务。

韦伯观察到，中国的财富观是消费性的。赚到钱之后做什么？买地、建宅、娶妾、供孩子读书考科举。这些都是消费。财富的目标是让家族过上好日子，而非让财富本身无限增长。

新教徒不能享受财富，所以只能把财富投入再生产。中国士绅可以享受财富，所以财富最终被消费掉了。

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。

如果那个图书馆助理员找到了马克斯·韦伯的书，中国会怎样？

首先，他就不是他了; 他不会相信历史有必然规律。韦伯明确拒绝历史决定论。他会知道：历史是开放的，充满偶然，没有任何力量能保证你的胜利。

其次，他不会相信消灭私有制就能解决问题。韦伯会告诉你：现代社会的困境源于理性化本身。你消灭了资本家，还会有官僚。你废除了市场，还会有计划。只要有大规模的组织，就会有官僚制，就会有异化，就会有铁笼。社会主义只是铁笼的另一种形态。

第三，他不会相信打倒旧世界就能建立新世界。韦伯会告诉你：破坏容易，建设难。革命可以摧毁旧秩序，但新秩序需要合法性，需要制度，需要能够自我约束的权力。如果你只会破坏，革命的结果将是新的专制。

最重要的是，韦伯会告诉你：没有任何理论能给你提供现成的答案。你必须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选择，然后承担后果。不要相信任何许诺最终解放的学说，那是知识分子的鸦片。

如果中国的革命者当年信了这些，很可能根本不会有革命。因为韦伯的思想不能动员群众，不能发动起义，不能推翻政权。它复杂，还不许诺任何东西。

所以中国认了卡尔·马克思,是历史的选择。

中国消灭了私有制，换来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官僚体系。韦伯说对了：社会主义是铁笼的加强版。

中国进行了革命，换来了新的等级制度，新的压迫，新的领袖崇拜。韦伯说对了：革命摧毁旧秩序容易，建立能自我约束的新秩序难上加难。

中国相信历史必然站在自己这边，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灾难，因为领导人真心相信自己不会犯错。韦伯说对了：历史决定论是危险的迷信。

韦伯还有一部巨著叫《经济与社会》，里面分析了三种政治权威的类型：传统型、卡里斯玛型和法理型。

传统型权威的正当性来自"历来如此"。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正当性来自领袖的个人魅力。法理型权威的正当性来自规则本身——人们服从的是职位和法律，而非某个人。

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法理型权威。官员有权力是因为他占据了依法设立的职位。这种权威是非人格的，可预测的，可以被规则约束。

中国走的是什么路？

表面上是法理型——有宪法、有法律、有程序。但实际运作是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的混合。规则永远可以被"打招呼"绕过，法律永远给"领导意见"让路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领袖崇拜的复兴，整个系统从集体领导滑向个人集权。

韦伯指出，卡里斯玛型权威本质上是不稳定的。领袖会死，魅力会消退。所以它面临一个永恒的问题：如何"常规化"？要么变成传统型，建立王朝；要么变成法理型，建立制度。

中国的困境是：每一次走向法理化的努力都失败了。因为法理化意味着现任领导人必须接受规则的约束，必须把自己降格为职位的临时占有者。没有人愿意这样做。

如果当年中国的革命者读的是韦伯，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困境。他们就会知道：革命胜利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权力服从规则。

但他们读的是马克思。马克思告诉他们：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，无产阶级掌权之后国家会自行消亡。他们真的信了。结果是：他们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机器，却完全没有约束它的思想资源。

韦伯对现代官僚制的态度很矛盾。他承认官僚制是最高效的组织形式，同时担忧它会成为囚禁人类的铁笼。

官僚制的本质是把人变成可替换的零件。你不需要有个性，不需要有判断力，只需要按程序执行。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完成程序的效率，而非你对目的的理解。

韦伯预言，现代人将越来越被纳入官僚化的组织中，遵循规则，完成程序，却失去对整体目的的把握。他们成了"没有精神的专家"。

看看今天的中国。体制内也好，大厂也好，整个社会都在急速官僚化。年轻人考公、考编，挤进庞大的机器，每天填表、开会、写材料、应付检查。没有人问"这些事有什么意义"，因为意义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

如果当年中国的革命者读的是韦伯，他们就会知道：官僚制是现代社会逃不开的命运，但必须警惕它对人的异化。他们就会思考如何保留一些让人可以思考、可以判断、可以说"不"的空间。

但他们读的是马克思。马克思告诉他们：问题是私有制，消灭私有制一切就好了。他们真的信了。结果是：他们建立了一个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彻底的官僚体系，却完全没有反思官僚制本身的思想资源。

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累，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？

996、内卷、鸡娃，整个社会陷入疯狂的竞争。但用韦伯的框架来看，这种勤劳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两码事。

中国人为什么拼？买房、还贷、孩子教育、给父母养老。这些动机都是具体的、可终结的。这是为了具体目标的工具性努力，不是"为了积累而积累"的资本主义精神。

但今天的中国人停不下来。因为系统不允许你停。整个系统有一种自我强化的逻辑，把所有人都卷进去。你不增长，别人就会吞掉你。你不内卷，别人就会淘汰你。

今天中国人的"累"，是三重力量的叠加。第一重是传统的家庭责任，儒家式的义务。第二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强制，铁笼的压力。第三重是官僚制的异化，每天完成没有意义的程序。

中国人被要求像清教徒一样工作，却没有清教徒的信仰支撑；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，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伦理内核；被塞进官僚制的机器，却看不到机器运转的目的。

新教徒拼命工作，相信自己在荣耀上帝。今天的中国人拼命工作，又是为什么?

那如果当年中国认的是韦伯，现在就不累了吗？

不会。韦伯从来没有许诺过解放。他说的是：现代性就是铁笼，这是逃不掉的命运。无论你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，无论你认哪个马克思当祖宗，现代人都会被困在理性化的牢笼里，面对一个去魅的、没有神圣意义的世界。

但韦伯至少给你一样东西：清醒。

他不许诺天堂，所以你不会因为天堂没有到来而幻灭。他不保证胜利，所以你不会因为自以为正确而犯下疯狂的错误。他告诉你铁笼就是铁笼，所以你至少知道自己被困在什么里面。

卡尔·马克思给了中国一场革命，一个政权，一套让人相信历史必然站在自己这边的信念。结果是几十年的折腾，几千万人的死亡，然后是今天这个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卷、更累、更看不到意义的社会。

马克斯·韦伯能给中国什么？只有一面镜子，让你看清自己的处境。

也许这就够了。清醒地知道自己被困在铁笼里，比糊里糊涂地以为自己在走向天堂，要好得多。至少你不会把牢笼当作乐园。

最后说一下韦伯的方法论遗产："理想型"。

什么是理想型？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，不是说现实应该如此，而是通过有意地夸大、纯化某些特征，建构出一个逻辑上一致的概念模型，用来分析现实。

"资本主义精神"是一个理想型。"官僚制"是一个理想型。"卡里斯玛型权威"也是一个理想型。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百分之百符合这些描述。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纯粹的模型，你才能分析现实——它在哪些方面接近这个模型，哪些方面偏离，为什么偏离。

韦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他知道观念是力量，但不把观念当作唯一的力量。他知道经济重要，但不把经济当作决定一切的基础。他承认历史的复杂性，同时试图在复杂性中找到可理解的模式。

这正是我们今天分析问题时需要学习的。不要相信单一因果，不要相信历史必然，不要相信任何许诺最终答案的理论。世界是复杂的，你能做的只是尽量看清一点，然后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选择。

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告诫过我们。可惜中国的革命者在图书馆里拿错了书。

当然，历史不能假设。中国认了卡尔·马克思，这是已经发生的事。但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补上这一课：读一读另一个马克思，看看他能告诉我们什么。

也许为时已晚。也许铁笼已经锁死。但至少，你可以知道自己在笼子里。

这是韦伯能给你的唯一礼物.

在一个疯狂的时代，清醒可能是最后的尊严。

感谢来到乔治街22号做客。Chao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