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主义真打不过流氓? 施米特的预言

自由主义为什么打不过流氓——施米特的幽灵

本期我们谈一个让自由主义世界越来越尴尬的问题：为什么面对一批公开不讲规则、也不打算被说服的国家，西方显得越来越无力？制裁、谴责、峰会、国际法庭、价值宣言，这些工具在和平时期看上去高贵而有效，但当对手把冲突重新拉回"敌友"与"例外状态"的语法时，规则往往只剩下仪式感。

三天前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讲，几乎是在官方层面宣告这套语法的破产。他说冷战结束后西方陷入了"危险的幻觉"，以为历史终结了，以为贸易会取代冲突，以为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。他管这叫"愚蠢的想法"。然后他问：我们到底在捍卫什么？他的回答是：军队不为抽象概念而战，军队为人民而战，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。

这不是右翼知识分子的博客，这是美国国务院的正式立场。

我借卡尔·施米特这位阴影人物做一面镜子。他的答案刺耳却难以回避：政治的本质是敌友区分，战争的可能性是政治的地平线。自由主义试图用经济、道德、法律去替代政治决断，于是当真正的敌人出现，它既难以妥协，又不愿付出取胜的代价，最终把自己锁进拖延、内耗与无限期冲突。

从俄乌战争到对华依存困境，再到制裁在伊朗与朝鲜身上的失效，本期不是做新闻盘点，而是拆解一种结构性困境：自由秩序最擅长管理合作，却最不擅长处理敌人。施米特的幽灵提醒我们，政治不会因为你厌恶它就消失；真正的问题是，当自由主义被迫重新学习决断时，它将付出怎样的代价——而鲁比奥的慕尼黑演讲，也许正是这笔账单的第一页。

📚 本期涉及的著作： · 卡尔·施米特《政治的概念》 · 卡尔·施米特《政治神学》 · 卡尔·施米特《大地的法》

Transcript

《乔治街22号》：自由主义打不过流氓? 施米特的预言

周末好，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，我是乔治。

三天前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讲。这篇演讲让欧洲外交官们如坐针毡，却让一位过世四十年的德国法学家在坟墓里微笑。

鲁比奥他说，冷战结束后西方陷入了一个"危险的幻觉"：以为历史终结了，所有国家都会变成自由民主国家，贸易和商业会取代国家认同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。他管这叫"愚蠢的想法"，说它忽视了人性，也忽视了五千年人类历史的教训。

西方为这个幻觉付出了沉重代价：去工业化、供应链外包、主权让渡给国际机构、大规模移民冲击社会凝聚力。他呼吁美国和欧洲一起"复兴和恢复"，基于一个共同的认知——我们是西方文明，我们有权为自己的遗产感到骄傲，我们必须准备好捍卫它。

自由世界到底在捍卫什么？军队不为抽象概念而战，军队为人民而战，为国家而战，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。

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自我怀疑。那个坚信历史终结的自由主义，正在被它自己的领导者抛弃。

一个德国法学家一百年前就预言了这一刻。他的名字叫卡尔·施米特。

施米特是二十世纪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。可因为他曾是纳粹党员,他成为学术界的禁忌人物长达几十年。今天，左右两派都在重读施米特，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无法回避。

施米特的核心论断出现在1932年的《政治的概念》中。他问：政治的本质是什么？

他的回答是三个字：敌友区分。

道德领域的基本区分是善与恶。审美领域的基本区分是美与丑。经济领域的基本区分是利与害。政治领域的基本区分是敌与友。

这里的"敌人"有特定含义。施米特区分了私人仇敌和公共敌人。政治意义上的敌人是后者：威胁你所属共同体存在方式的他者。敌人未必是邪恶的，甚至可以是值得尊敬的对手。但他仍然是敌人，因为在极端情况下，你们的存在方式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。

政治的极端形式是战争。敌友区分的最终逻辑是肉体消灭的可能性。施米特不是说政治总是导致战争，他说的是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是政治的地平线。一个共同体如果完全丧失了辨认敌人的能力，也就丧失了政治存在的能力。

鲁比奥在慕尼黑的发言，正是这套逻辑的外交辞令版本。当他问"我们到底在捍卫什么"，当他强调"军队为人民而战，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"，他实际上是在说：我们必须重新学会辨认敌人，重新学会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而战。

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极其辛辣。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冲动是逃避政治。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敌友区分这种残酷的东西，他们想把敌人转化成别的身份。

怎么转化？三种方式。

第一，经济化。把敌人变成竞争对手，把冲突变成市场博弈。我们不打仗，我们做生意。贸易带来和平，相互依存消除冲突。只要把所有人都编织进全球经济网络，战争就会变得不可想象。

第二，道德化。把敌人变成需要教育的对象。他们不是真正的敌人，只是还没开化，还没接受普世价值。我们要和他们对话，感化他们，把他们纳入文明世界。

第三，法律化。把敌人变成罪犯。他们违反了国际法，应该被制裁、被起诉、被送上国际法庭。

鲁比奥的演讲几乎逐条清算了这三种策略的失败。他说，西方拥抱了"自由贸易的教条愿景"，结果是去工业化，供应链落入对手手中。他说，西方把主权外包给国际机构，结果是联合国在加沙、乌克兰、伊朗、委内瑞拉问题上"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"。他说，西方追求"没有边界的世界"，结果是大规模移民威胁到"社会的凝聚力、文化的连续性、人民的未来"。

施米特在1932年的警告，变成了美国国务卿在2026年的官方总结。

施米特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《政治神学》。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他最著名的论断："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。"

什么是例外状态？法律是为正常状态设计的。但总有法律覆盖不了的时刻——战争、叛乱、危机。在这些时刻，谁有权决定暂停常规程序、采取非常措施？谁能做这个决定，谁就是真正的主权者。

这个定义绕过了所有关于主权的抽象讨论，直接指向权力的核心：决断。法律不能自己执行自己。在关键时刻，总要有人站出来说"我来决定"。

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系统性地稀释决断。权力被分散到不同的机构，决策需要经过漫长的程序，行动需要获得多方共识。在正常状态下，这些都是美德：制衡、审慎、合法性。在例外状态下，这些美德全部变成软肋。

你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达成一致才能制裁俄罗斯。你需要北约内部协商才能援助乌克兰。你需要国会辩论才能采取军事行动。每一步都是谈判、妥协、延迟。等你终于做出决定，窗口期可能已经关闭了。

普京没有这个问题。他一个人就能决定开战。习近平一个人就能决定军事演习。金正恩一个人就能决定发射导弹。

鲁比奥在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对这种状态的不耐烦。他说联合国"无法解决加沙的战争"，是美国领导层把人质从"野蛮人"手中解放出来。他说联合国"没有解决乌克兰的战争"，是美国领导层让双方坐到谈判桌前。他说联合国"对伊朗的核计划无能为力"，所以美国用B-2轰炸机投下了14枚炸弹。他说联合国"无法解决委内瑞拉的威胁"，所以美国特种部队把马杜罗"绳之以法"。

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：当例外状态来临时，只有能做出决断的行为者才能发挥作用。国际机构、外交辞令、措辞有力的决议，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毫无用处。美国正在重新扮演那个"决断者"的角色。

施米特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《大地的法》。他追溯了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国际秩序的演变，核心概念是"nomos"——空间秩序。

空间秩序指的是整个国际体系的底层逻辑：谁是合法的行为者？什么是合法的行为？冲突应该如何处理？

施米特认为，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欧洲曾经有一套有效的空间秩序。主权国家相互承认，战争被驯化为有限冲突。敌人是"正当的敌人"——你承认他是一个有资格存在的政治实体。你可以和他打仗，打完之后还可以谈判媾和。

这套秩序在二十世纪崩溃了。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试图建立一个"无空间的"普遍秩序：全球是一个统一的法律和市场空间，所有国家都在同一套规则下运作，主权是有限的，人权高于主权，国际法约束所有行为者。

鲁比奥的演讲标志着美国对这套秩序的公开质疑。他说"我们不能再把所谓的全球秩序置于我们人民和国家的切身利益之上"。他说国际机构"必须改革，必须重建"。他明确拒绝了"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"这个前提。

当美国国务卿公开说"我们不需要在行动之前征求许可"，当他说美国不想成为"西方衰落的礼貌有序的照顾者"，空间秩序的改写就已经开始了——而且发起者是秩序的原来的缔造者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些国家早就在改写空间秩序了。

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、朝鲜正在形成一个事实上的轴心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中国给它提供经济生命线，伊朗提供无人机，朝鲜提供炮弹。这四个国家有很多分歧，但它们共享一个判断：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是敌人，必须被削弱。

施米特会指出，这个轴心有一个关键优势：它们清楚地知道谁是敌人。

它们不在"竞争者还是对手还是敌人"的语义问题上纠结。美国是敌人，西方秩序是敌人。这个判断清晰、坚定、没有歧义。它们也不用道德和法律来包装政治。它们直接说"我们要打破美国霸权"，直接说"你们的规则对我们不公平，我们要改变它"。

这些国家要的是"大空间"——势力范围。俄罗斯要东欧作为缓冲区，中国要西太平洋，伊朗要什叶派新月地带。它们都在用行动宣告：你们的全球秩序在我们的后院不适用。

鲁比奥的演讲没有直接回应这个挑战，但他的语言暴露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困境。他一方面呼吁西方团结，一方面又说美国"如有必要将准备独自做这件事"。他一方面强调美欧是"一个文明"，一方面又抱怨欧洲没有承担足够的防务责任。他试图在"维护联盟"和"美国优先"之间走钢丝。

自由主义秩序面对的核心困境是什么？

施米特会说，它拒绝承认政治的本质。自由主义相信人类可以超越敌友政治，进入一个由法律、贸易和对话统治的世界。冲突是可以调解的，利益是可以协调的，只要有足够的谈判和妥协，就能找到共赢的方案。

这套世界观在面对同样接受它的对手时是有效的。西欧国家之间不再打仗了，因为它们都接受了这套游戏规则。但当你遇到拒绝这套规则的对手时，麻烦就来了。

普京不相信共赢。习近平不相信普世价值。伊朗的神权政府不相信世俗的国际法。朝鲜的金家王朝不相信国际社会。它们要的是改变秩序本身。

当你遇到这样的对手，你的自由主义工具箱就见底了。你不能用贸易收买它们，因为它们要的根本不是钱。你不能用法律约束它们，因为它们不认你的法。你不能用道德感化它们，因为它们有自己的道德体系。

你只剩下两个选择：用武力击败它们，或者接受它们的存在并学会与之共处。

自由主义让这两个选择都变得困难。

用武力击败？自由主义社会厌恶战争，不愿意承担战争的代价。选民不支持，政客不敢提，媒体会批评。

接受共处？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姿态不允许这样做。这些政权是专制的、邪恶的、侵犯人权的，和它们共处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价值观。

于是就卡在中间：既打不赢，也和不了，制裁、谴责、表达严重关切，然后继续卡着。

鲁比奥的演讲试图打破这个困境。他说，美国不再愿意被"抽象的国际法"束缚。他说，美国愿意使用武力——B-2轰炸机、特种部队——来解决国际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他呼吁欧洲也做好准备，"拥有自卫的手段和生存的意志"。

这听起来像是自由主义秩序在找回自己的政治意志。

但施米特会指出一个更深的困境。

当你把敌人定义为罪犯——普京是战争罪犯，国际刑事法院发出了逮捕令——你就把谈判的门关上了。你可以和敌国签订和约，但你不能和战争罪犯签订和约。如果普京是战争罪犯，任何妥协都是不道德的。战争必须打到他下台、被捕、受审为止。

但如果你没有能力或意愿打到那一步呢？

你就陷入了死局：既不能妥协，因为妥协是和罪犯做交易；又不能终结，因为你不愿意付出终结所需的代价。结果是无限期的消耗，道德上越来越纯洁，政治上越来越无力。

鲁比奥的演讲暴露了美国正在这个死局中挣扎。他一方面说联合国解决不了问题，美国必须采取行动；另一方面，他在乌克兰问题上承认"我们不知道俄罗斯是否真的想结束战争"，承认和平"仍然难以捉摸"。他一方面对伊朗动用了B-2轰炸机，另一方面又说美国和中国"有义务沟通"，要"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摩擦"。

美国想要决断的能力，但又不想承担决断的全部代价。它想要盟友分担负担，但又不想让盟友分享决策权。它想要维护秩序，但又开始怀疑这个秩序是否值得维护。

这种焦虑本身就是一种信号：自由主义秩序的主人已经不确定自己还想当这个主人了。

施米特真正可怕的地方在哪里？

他让你承认一种悲剧：自由主义要想活下去，必须学会面对敌人；可一旦你学会面对敌人，你就不得不使用某些自由主义最厌恶的手段。

你要承认有些国家是敌人，这意味着放弃普世主义的幻想。你要做出迅速的决断，这意味着牺牲一部分程序正义。你要准备使用武力，这意味着承担战争的道德代价。

自由主义的自救，必然包含某种自我背叛。

鲁比奥的演讲是这个悲剧的序幕。他呼吁西方找回自信、找回意志、找回捍卫文明的能力。但他没有告诉你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失去什么。他用基督教信仰、西方文明、共同遗产这些词汇来凝聚认同，但他没有说，当你开始用文明的语言来定义敌友，你离施米特最黑暗的结论就只有一步之遥。

施米特的诊断是准确的，他的药方是危险的。你可以接受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，但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回答他没有回答的问题：在一个充满敌人的世界里，如何避免成为你所对抗的那种东西？

但你至少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存在。

王毅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假装中立,老调重谈,殊不知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.而中国人,就是被伟大领袖绑在这个新时代战车上的人质.

感谢来到乔治街22号做客。Chao。